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目的

■ 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意味着协调各方利益。纯粹基于自身利益的货币国际化不仅不可取，而且往往不切实际。更具体的分析表明，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好处，如铸币税，不仅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路径中难以实现，还可能是负损失。特里芬困境也意味着人民币出口可能以国际收支和国内金融结构的重大调整为代价。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运行秩序的稳定，履行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

■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避免不切实际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而忽略了利润的损失和可能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避免受情绪支配一味追求加速这一进程，尤其不应将“人民币国际化”纳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范畴。

□王国刚

虽然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有很多研究，但有趣的事实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和成本，并没有明确的估计。诚然，估算货币国际化的成本和收益是复杂的，而且容易产生误导。然而，鉴于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对中国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在缺乏数据和经验支持的情况下，这一决定获得广泛赞誉，部分反映了学术界和政府的乐观情绪。换言之，大多数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利益（如铸币税、资本输出便利等）足以弥补我们为此付出的成本。但本文随后的分析表明，这些收益的幅度甚至存在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将这些实实在在的收益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不仅非常有限，而且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同时，由于货币国际化路径与其利益息息相关，若没有具体目标，就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进行讨论是不全面的。

本文试图从股权配置机制的角度阐释国际货币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和路径。我们认为，将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各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护资金利益的博弈均衡结果，将更有利于揭示这一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本质，有助于避免凭借国际货币地位产生单边经济优势的假象。避免这些幻想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尤为重要。只有纠正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目的，才有可能逐步实现这一目标，避免在此过程中重蹈那些不成功的国际货币的覆辙。

为了分析方便，这里我们将人民币国际化定义为人民币通过作为国际交易货币发展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在这个定义中，“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作为国际交易货币传递”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其中，交易货币的功能可以细化为定价货币、支付货币、结算货币、定价货币。同时，这里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被定义为前三大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至少应与欧元持平.

国际货币作为股权配置机制

货币在一个国家内和在国际层面上是截然不同的。一般来说，本国货币是由该国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制度性手段定义的，而国际货币则不能由一国政府及其法律来确定。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国际货币要么是在国际市场交易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贵金属本位制），要么是主要国家间协商形成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种形成方式的内在机制是，货币是权益关系的代表，直接关系到各方的权益。在一个国家内部，虽然货币制度的选择会影响国内各方权益的调整和生产贸易活动的活动（以及金融交易的状况），但这种权益的变化仅限于一个国家，不会受到影响。直接导致一国权益向其他国家流动。相比之下，国际货币体系的选择与交易（包括金融交易）所涉及国家的权益变化直接相关。国际贸易、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汇率变动等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公平交易，总是以国际货币为标志。当国际货币对A国有利时，交易可能导致财富从其他国家转移到A国，反之亦然。当国际货币由某个国家的货币直接承担时，实际上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向世界延伸，与之进行贸易的国家必须接受可能产生的权益转移。

在国际经济领域，各国对国际货币的选择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供需双方市场选择的延伸。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交易，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如果没有市场选择权，就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均衡价格，也难以形成合理的均衡价格。有稳定的市场运行。为避免货币安排造成的权益单向传导，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应充分注意保障参与交易的国家在选择国际货币方面的权利。在这方面，多种国际货币的存在比单一的国际货币更有利。从18世纪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来看，在贵金属重新标准的条件下，贸易国可以选择黄金作为交易货币，也可以选择白银作为交易货币；在金本位制（包括金汇兑本位制）的条件下，交易国既可以选择黄金作为交易货币，也可以使用凭证（即用法定货币兑换黄金的纸币）。这些安排有效地为贸易国提供了货币选择权。从维护国际市场交易秩序稳定的角度来看，在有两种以上货币可供选择的情况下，贸易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国际货币进行交易结果，久而久之，不稳定的国际货币将被迫努力提高其在货币竞争中的稳定性，否则将面临退出国际货币功能的危险。国际市场上各国的货币选择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赋予交易各方在货币领域实施的充分选择权的具体体现。市场价格在竞争中趋于稳定，同样国际货币的币值在竞争中也趋于稳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发了对一个古老命题的思考，即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定律”是否还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裂变过程似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如果从囤积黄金和卖出美元（赎回黄金）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市场似乎重演了16世纪的黄金从另一个角度看，当美元大幅贬值，最终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制度被破坏时，更像是“劣币”被赶出市场。

统一这两种观点的关键在于格雷欣定律的前提。人们不能拒绝接受其官方价值的劣币，要么是因为他们无法识别劣币，要么是因为政府的授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似乎没有某个政府的强制行为，但布雷顿森林条约扮演了这个角色，以至于在美元开始贬值的初期，签署该条约的成员国不得不按照约定的面值。美元被接受，因此黄金的挤出（囤积）在这一点上是很好理解的。一旦这种行为愈演愈烈，国际协定失去约束力，美元的真实价值就会暴露出来，只能靠美国政府的信用不被逐出市场。

但之后的事实仍然很有趣。 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于是，国际多核心货币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结束，单一国际核心货币开放。

我们又回到了（倒置的）格雷欣定律：鉴于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表现不佳，例如货币价值急剧下跌和美联储自利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它会持续下去而不是被别人用货币代替？如果说贬值的美元是“劣币”，那么为什么没有德国马克、日元等其他价值高的货币取而代之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格雷欣定律的历史背景。在格雷欣生活的 16 世纪，贵金属货币具有天然的使用价值。因此，尽管当时的贵金属供应造成了通货膨胀和通缩，但贵金属货币在相当的供应范围内仍然可以保持与其使用价值相当的价值。但这对于现代信用货币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偏离实体经济的需要，信贷货币供给的扩大很容易导致其快速贬值。就国际货币体系而言，虽然大多数人持有国际货币的直接目的不是在其发行国购买商品，但货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这种潜在的交易可能性。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决定了其在给定汇率水平下的有效货币供应量。这一特点也对国际货币的竞争施加了强大的约束，使得经济强国在其中具有天然优势。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时期为例，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等国际货币可供选择，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都难以支撑迅速扩大的国际经济贸易、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规模。因此，其货币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发挥国际货币的功能，为美元留下了最重要的空间。因此，美元的一币优势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于信用货币只有在投入交易时才能发挥货币功能，其存储不会增值，同时在价格波动中可能会失去价值；另一方面，信用货币本身没有自然使用价值，存在几乎无限供应的可能性。因此，从信用货币的特性出发，在几乎无限的良币供应中，趋势不会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毕竟，消费者乐于持有价值稳定（更不用说上涨）的信用货币。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良币驱逐劣币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在良币近乎无限的供给中，劣币逐渐退出商品交易和金融交易领域；二是良币在货币中的存在不断扩大，在流通领域份额增加的过程中，劣币被迫逐渐改变贬值趋势，稳定币值，上升为良币。从这个机制出发，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如果人民币的价值是稳定的，那么随着人民币对国际市场的供给增加，在对稳定币价值的争夺中，就会倒逼人民币走弱的趋势。美元受到抑制甚至变化。这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的秩序和稳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民币要保持币值的稳定，中国不可能通过货币税来获得利益；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那么中国也需要向交易的相关交易对手传递利益。

我们将继续讨论信用货币的上述属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但是，从国际货币作为一种股权配置机制来看，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继续保持单一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取代霸权主义。美元与国际货币的地位形成新的中国一币主导格局不应被纳入目标导向。相应地，包括超主权货币和纸黄金在内的单一国际核心货币的构想值得进一步探讨。

铸币税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

在贵金属货币时期，铸币税是指使用贵金属铸币所应缴纳的税款；它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货币当局从铸币中获得的收入（或利润）。铸币税实际上并不是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征收的税种，而是政府通过铸币获得的特殊利益。在金本位制下，铸币税等于铸造货币的实际成本减去货币面值的差额。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假设价格不变，铸币税几乎等于货币当局发行的全部信用货币。

实际上，铸币税通常包括通货膨胀税。通货膨胀税是指货币当局通过通货膨胀从经济中榨取的收益，其数额等于货币持有者因货币贬值而损失的购买力。通货膨胀税和纯铸币税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在保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从额外发行货币中获得的收益。收入，前者不是必要条件。

铸币税被认为是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好处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税。例如，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那些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向美国政府缴纳了“货币税”，导致其相应的财富转移到美国。对于浮动汇率的国家，美元贬值带来的货币税有可能通过汇率调整而减弱，但一方面，这种汇率调整是事后的行为，体现在美元贬值（即使是“预期的”）。因此，作为前提，美元贬值在先，当美元贬值时，货币税的缴纳已经发生，汇率变化在后（假设汇率变化与美元贬值一致），只会减弱汇率变动后的货币。纳税水平。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来说，在汇率调整到位之前，缴纳货币税就成了无法逃脱的桎梏。

如果要按照市场机制对美元的币值做出客观评价，最有效的衡量标准可能是回归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价格。一方面，在 1971 年 8 月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在 1971 年之前，虽然一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也有波动，但总体上是温和的。正是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各国不再愿意持有美元，而是更愿意持有黄金，这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此后，各国通过市场选择，一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一路上涨。另一方面，通过美元每盎司黄金价格的波动，可以观察到美国经济变化对美元价值的影响以及美国经济走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从基于伦敦黄金市场的交易价格数据不难看出，1950年至1970年间，一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大致保持在35美元左右，虽然期间有波动（最低为3美元4.$71)。 ，最高为38.$69)，但总体稳定； 1971年以来（尤其是1971年8月以后）黄金的美元价格一路飙升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虽然有几次下跌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但总体呈快速上涨的趋势，其中，2011年9月6日创下历史新高1,912 美元。 2012 年，黄金的美元价格在每盎司 1,700 美元左右波动。以此计算，2012年1美元的含金量大致等于1971年之前2美分的含金量（每盎司黄金35美元），由此可见美元贬值的程度和美国货币税的多少状态。 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多次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巨额资金投入市场，使得每盎司黄金价格从8月份的665.411美元不断刷新历史高位2007. 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货币贬值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问题是，这种收益是以牺牲国际货币持有者为代价的。从股权配置机制来看，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拒绝，威胁到自己的国际货币地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部分铸币税是在货币国际扩张过程中获得的，或者是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获得的。一旦国际化完成，国际货币需求基本稳定。那么，除非货币大幅贬值，否则铸币税将非常有限。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如果铸币税的目的是人民币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贬值，但这会影响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和接受度；反之，如果人民币以国际化为目的进入具有持续升值趋势的国际经济领域，不仅完全没有铸币税，还会有明显的利润损失。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小于美元的贬值，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似乎可以获得铸币税。但这很可能是一种错觉。一方面，只要人民币贬值幅度小于美元，直接计算人民币在国际化中可以获得铸币税，同时人民币的价值也优于美元。美元，也能被国际市场所接受；货币基础主要是美元储备。在美元贬值所带来的美元储备大于人民币贬值收益的情况下，中国仍难以获得铸币税。从目前国际市场接受的人民币数量与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数量对比可以看出，中国获得铸币税的可能性较小。

在利益损失巨大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或许只有一个最贴切的理由可以解释：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运行秩序稳定，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履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这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定位。

特里芬困境与人民币国际化成本

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个致命的逻辑悖论是特里芬困境，即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必须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供应其货币。比如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会导致美国长期出现贸易逆差，但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美元的价值必须保持稳定。因此，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是矛盾的。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这个悖论。

（转A5版）